Café Toxicomanie

蘇東坡突圍

黃州赤壁，一個不起眼的荒涼地方，卻是成就蘇東坡後期風格的重要里程碑。這樣的一個轉變是由烏臺詩案為楔子的，蘇軾確實有才，他的名望與成就是當代 無人能敵的，他弟弟蘇轍曾言：「東坡何罪？獨以名太高。」，余秋雨也在文中提到了，他太完美、太出色，他的鋒芒不用特別磨亮便顯眼地太過刺眼了，這樣的情 況，不免引起同代文人與政敵的斜眼。而在以烏臺詩案為界點的前期，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東坡個人具體的政治憂患，他這個人是正義的，並且嫉惡如仇，一遇不 平之事，便「如蠅在台，吐之乃已」，正值壯年且充滿抱負的蘇軾曾在寫給好友孔文仲的詩中表示「我本麋鹿性，諒非伏轅姿。」，在這裏，蘇軾以「麋鹿」寄託歸 隱之意，但他仍顯現出了對險惡官場中的蔑視。他替受委屈的人們泣涕惋惜，他心裏離不開諷刺與批評，而這樣的心境也成了他被陷入獄最可靠的證據。而在前期呼 應他的政治意識的同樣還有他對於儒道的尊崇，早年他為民所苦，積極進取，渴望在官宦之路上一展長才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。他是想要改革的，但在王安石等人任 政時期他反對太過激進的意見，卻讓他捲入黨派之爭，他並且不贊同舊派一味的迂腐，儘管他後來為著理念的不同而請求外調，但他與眾臣所結下不小的樑子也成了 後來烏臺詩案引發的一個節點。同樣在案發後褪去的，還有他豪放且氣勢磅礡的詩詞風格，在被貶黃州後轉成一些帶有地方風情，且樸實清淡、空靈雋永的文章。同 余秋雨所說：「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。蘇東坡成全了黃州，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。」黃州確實是蘇東坡人生淬礪的轉捩點，在蕭條的黃州，蘇東坡 發現了它的美，他筆下悠然曠遠的人生觀也建立在黃州的風情下。

  此時暫回到關於中國世俗社會的討論，像蘇東坡這樣的一個奇才，中國社會對待他的方式是矛盾的。首先，他是一個民族的光環，至高的榮耀，他的文采無人能 敵，他的才華惹人稱羨又使人嫉妒。優秀身後所伴隨的永遠有一種「排擠之惡」，他正直的清流在社會的濁流之中不被眾人所接受，愛妾朝雲說他「一肚子不合時 宜」，的確，蘇東坡是小眾，而社會是怎樣形成的呢？每個人原先都只是個體，而在競爭之下，為了守護自己的地盤，人類就會團結起來，成為一個一個的部落，接 著部落之間為了生存而互相侵略，在遇到更大災害時又必須合作，像這樣為了利益所形成的團體就稱為黨，歐陽脩在朋黨論中提到：「臣聞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，惟 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與君子，以同道為朋；小人與小人，以同利為朋；此自然之理也。」蘇東坡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以黨為單位的社會，這個社會一方 面以他為傲，利用他、榨取他、引誘他，一方面又從本質上將其歸為異類，排斥他。這個社會知道蘇東坡的人格與作為若發揚下去，便會徹底打壞這個社會原有的秩 序，他們怕他，所以聯合起來活埋他，而蘇東坡僅僅只是一個蘇東坡，他在現實中哪裏來的力量與大眾相抗衡呢？其次，余秋雨也提到：「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 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。」其實這是一種欲蓋彌彰的心態，自有史官的存在以來，沒有一個統治者希望自己留在史上的是罄竹難書的罪狀，他們往往以自己 讀過的某一個統治者為借鏡，盡可能的模仿，希望將來自己留下的是與之相當或者更甚的好名。但輿論本非正確的，中國以前的官僚制度，能當上官的不一定是有才 或是清廉的人，而是會考試的人，這造成了很大的弊端，而當今這也是孫中山先生將考試權與行政權獨立開來的一個爭議點──「所用非人」。在這個人云亦云的社 會，大部分的人寧可從眾，而掩住自己的眼，放棄看清事實，而這也是可怕的地方。朝廷往往承受不了輿論的抨擊（當然這裏指的並非抨擊朝廷，而是針對個人）， 而改變了決策方針，造成日後政治發展上的毒瘤。但輿論事實上也救了蘇東坡，儘管蘇東坡身邊的人或是看清事理的文人都避免觸及烏臺詩案，而其中部分人對於蘇 東坡的仗義執言，也讓宋神宗最後放了蘇東坡，改貶黃州。

「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，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，一步步行進。蘇東坡在示眾，整個民族在丟人。」是什麼樣的民族，得到了這樣珍貴的人，非但 沒有任用，反而將其入獄，這是多麼丟臉的歷史？中國人在自殘自己的文化，從這點開始，便預見了將來大中國的衰微。蘇東坡在被拷打的時候曾說：「我不敢有此 心，不知什麼人有此心，造出這種意思來。」這是千真萬確的，以現在的講法來說：這毫無疑問是一場心機的戰爭。在一個人誣陷另一個人擁有的不良企圖時，他一 定在心裏是有過這樣的想法的，心裏想什麼，眼裏看到的便是什麼，只可惜蘇東坡無力為自己辯駁，首先他並沒有如此心機，再來這個社會也遲遲沒有看清這一點。

被貶黃州後，蘇東坡在致李端叔書當中寫道：「得罪以來，深自閉塞，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間，與樵漁雜處，往往為醉人所推罵，輒自喜漸不為人識。平生親 友，無一字見及，有書與之亦不答，自幸庶幾免矣。」這就是人心的冷漠，蘇東坡為人慷慨，身邊總是有許多朋友，但出事後，大家為了明哲保身，選擇切斷了與舊 友間的聯繫。一場冤案，蘇東坡失去的不僅是尊嚴，還有他的朋友。從這點看來，蘇東坡的後期是多麼寂寞，他淡出人事，寄情於山水間，連書信的往來都在信末囑 咐「此信看後燒毀」，他對於這個世界已經絕望。蘇東坡絕對不是怕死，他慷慨激昂，願意為國捐軀，而非徒死卻留下汙名，進而影響曾經有過關係的人。但經歷了 這麼多，蘇東坡怕的是麻煩，是所謂的「醬缸文化」。這個社會有如一個大染缸，沒有任何人能夠逃過這一場誣衊的大戲。

「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，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。」這些經歷改變了蘇東坡的處世的態度，也改變了他作品的風格。來到黃州以後他所寫作的內容不再 是年輕時充斥著抱負心的政治暗喻，而是展現出一種蒼涼孤寂，卻又與大自然為朋，豁達的人生觀。《定風波》當中，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訪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 鞋輕勝馬。誰怕。一簑煙雨任平生。」在這裏，他的心境已同大自然合而為一，而他所敘述的主旨，也轉變成了寬廣的人生憂患的展現。並且，蘇東坡在貶謫前濃重 的儒家思想也逐被佛道思想所替代，他不再追求出仕之路，而是以「平常心」的心態去與這個世界共存，屢受挫折後，他試圖在宗教上尋求慰藉。但從《臨江仙》當 中：「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？夜闌風靜縠紋平。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」以及《念奴嬌》裏：「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樽 還酹江月。」卻保有了早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儒道的影子，所以他後期可以說是儒道佛融合為一的，他對於生不逢時的感慨，儘管他試圖逃避這個社會，卻無法真正 削除早就成了自己一部分的儒家性格。雖然如此，他的作品也逐漸回歸純樸原始，與大自然為伍。歐陽脩說：「文窮而後工」，這些慘痛的人生經歷使蘇東坡愈發地 成熟，也使他的作品昇華成為一種更純粹的文學。